摘要：试纸藏在白色包装袋内，灯光下很耀眼，也异常冰冷。程林不时地将目光转向屋内，面无表情，但心怦怦猛跳。若是试纸显现一条红杠，阴性，安全；若是两条红杠，阳性，感染.

“两种病毒”

大学还没毕业，程林就遭遇了两种“毒”，艾滋病的病毒与人心的不诚实.

杨辉会发来问候信息，但程林拒绝再见，怕见面时控制不住愤怒，做出傻事。这种情绪很复杂，对方曾是最爱的人，却伤他最深。

他去了杭州市疾控中心，又抽了血，确诊HIV阳性。他抓住机会，反复问一个问题——如何别伤害到家人。工作人员让他放心，只要人体的特殊体液（血液、精液等）之间没有接触、交互，不会传染。

疾控中心叮嘱他，除了医护单位外，暂时不要将感染事件告知他人，因为不确定感染者能否承受心理压力，“实在憋不住了，可以对父母说”。

哪里敢告诉父母，估计两位老人会崩溃，那是做儿子最大的不孝。以前一周和家里通两三个电话，现在是每天，程林找个话题就能和母亲聊很久，每次聊天都会归到一个问题上，“假如有一天，你白发人送黑发人会怎么样？”

母亲告诉他，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凡事乐观点。问得多了，家人警觉起来，程林编了个理由，一位同学染了重病，因此有了担心。

谎言世界就这样编织了起来。像一个大气泡，程林蜷身钻了进去，时刻隔绝。他在寻找安全感，也是为了给别人安全。这个气泡在阳光下不会泛出斑斓色彩。它是灰色的。

校园内，程林变成了另一个人，连他自己都觉得陌生。

他曾经大胆直率、敢做自己。大一开学时，班里35个人轮流上台介绍，他勇敢地说“我喜欢男生”，全班哇地一声炸开了锅，之前久经思想斗争，他想通了，反正以后会出柜，不如早点，以免让对方有被欺瞒的感觉。

大学四年，他没有因同志身份而受到歧视与欺负。他曾开朗、活泼，在大学的艺术团里是个红人，唱歌、表演、主持样样在行。他热爱戏剧，总写些反映大学生现状的小品：男生寝室的夜谈会，期末考试的疯狂补习等，演出时很能引起共鸣。这些小品都是喜剧，他讨厌悲剧。

可现在，悲剧在他身上上演了。他无法坦诚，他害怕失去同学，被划为异类。他感觉和任何人之间都筑起了一道墙，翻越不过去，也推不倒。某个时候，他善意地理解杨辉，“他不告诉我，或许是怕我离他而去。人们对你的远离，比艾滋病病毒更可怕。”

学校没人知道程林感染。大家待他如初。平安夜到了，庞伟找他出去玩，他以感冒为由推掉。圣诞节、元旦，也是一个人躲在屋里。

国家免费提供治疗艾滋病的抗病毒药物，3月份起程林服药，鸡尾酒疗法，三四种药物混在一起吃。起初一周，他的身体对药物的反应很大，头晕、恶心、浑身无力。吃药必须定点，每天两次，早九点和晚九点，他用手机定时，提醒不要漏服。他还更换了药瓶，有人问起，就说在吃保健药。

为了忘却的纪念

3月29日，海南大学思源学堂里正上演着一场情景剧。剧中同学嘴里不断跳出来“同志”、艾滋等词。有外来的观众告诉本刊，“真是尺度大得惊人。”而台下第一排就坐的是彭丽媛与比尔·盖茨.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会场上还播放了彭丽媛参与拍摄的艾滋病反歧视公益短片。

“我今天刚知道原来男男性行为也是可以传播艾滋病的。”一位该校大三学生直言，“（和艾滋病感染者）正常交往完全没问题……该一起吃饭就一起吃饭。”

去年，浙江大学红十字会学生分会同伴教育中心举办了第二届防艾微小说大赛，赵帆同学赢得了第一名，他的小说情节跌宕：一位女孩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和男友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艾滋病病人，女孩提议给他一个拥抱，被男友断然拒绝。第二天早晨，男友发现女孩自杀，医院的电话打来了，由于工作疏忽，报告出了问题，她并没有感染。

同伴教育中心在每年大一军训后，会在大礼堂里向新生普及艾滋病预防知识。逢周末，他们还会走进青年旅社。挨家去谈，拒绝的占多数，但只要老板应下来，参与人群的热情很高，组织知识竞答外，他们现场演示安全套的正确戴法，每当这时，男生看得积极，女生会红着脸走开。

“单纯搞一场讲座，已不太能吸引大学生的注意了。”同伴教育中心郭宇瑜部长对本刊说。郭宇瑜很想推动学校开一门青春期性教育课，但她觉得“初高中开这门课最合适”。

不止她一人感慨。“现在的学生早熟，家长也起着关键的启蒙作用，”刘建宁提高嗓音，“我觉得以后更大的层面应该在新闻媒体上多做宣传，让人们有这个意识——艾滋病离我很近。如果我有同性性行为，我是很危险的，必须要保护好自己。”

几年前，刘建宁曾找到浙江省某高校一位副校长，直言不讳地指出高校内存在大学生感染艾滋病的风险，该副校长承认这种风险，但他不同意刘来学校做调查，更不能曝光。他向刘建宁诉苦，目前的大学教育中，“性、同性恋、艾滋病”仍是忌讳话题。但这位副校长还算开明，最终许可刘建宁定期到校园内办防艾讲座.

“我们国家从政府到学校到家长，每个人对性教育都有各自的见解，整体上偏传统，不愿意拿到台面上说，其实说出来是有好处的。”有大学生艾滋病感染者因心理压力而自杀，刘建宁就接触过一位.

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发力。不仅有彭丽媛，去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李克强总理去了北京佑安医院，考察艾滋病防治工作，他强调要凝聚各方力量，继续抗艾攻坚。

看到这些新闻，王龙说如果有一天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就可以心甘情愿地退休了。

现在，程林等着毕业。他很少回学校，因为觉得校园里的压力比外面大很多。他找了一家网络公司做技术员，实习期每月2000多。

4月4日，本刊记者与程林在杭州市的一家茶楼见面。他的五官精致，双目有神，胃口很小，聊起天来却侃侃而谈，或许是压抑了太久，他看着记者，“包括你在内，只有6个人知道我感染了艾滋病。”

他原本规划了一条路，毕业后回西安，开家小店，陪在父母身边，但现在，他有家不能回了。他在右小臂内侧文了一句法语“MON TOUT”（我的全部），还文了地球、月亮和木星。他想纪念那段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