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接受“治疗”之前，小振提前和在重庆的朋友打了招呼：“如果2小时后不出来就来解救”，他还在口袋里放了一台开着录音功能的手机，“为了发生事情有保障”。这次治疗更像是一次“卧底”，具有一定医学常识的小振并不认为同性恋需要治疗。另外，这所心理治疗中心的非法“电击疗法”已经被多次举报，并且被电视台曝光。

新华网北京12月26日电：今年年初，在父母的坚持下，小振离开广东的家乡后，走进了重庆一家号称能“治疗同性恋”的心理治疗中心。

接受“治疗”之前，小振提前和在重庆的朋友打了招呼：“如果2小时后不出来就来解救”，他还在口袋里放了一台开着录音功能的手机，“为了发生事情有保障”。

这次治疗更像是一次“卧底”，具有一定医学常识的小振并不认为同性恋需要治疗。另外，这所心理治疗中心的非法“电击疗法”已经被多次举报，并且被电视台曝光。

花费了500元接受了一次“现在想起来都会抖”的电击后，小振在今年5月把这所心理机构告上法庭。几天前，法院判决涉事心理机构进行道歉和赔偿，这是中国首例同性恋扭转治疗案。

“卧底”揭开电击治疗骗局

“电击无法把人变成异性恋，只会让人精神错乱。”提起自己的“卧底”经历，小振说。

实际上，去尝试电击之前，小振并没有想起诉心理机构，但经历了一次电击后，他“意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

小振随后接触了一位深圳男同性恋者，每周被电击治疗两三次，持续了一个月后留下了后遗症，直到现在仍然无法正常工作。

在医学界，“同性恋不需要治疗”已经获得公认。2001年，中华医学会修改《中国精神障碍诊断与分类标准》时，没有把同性恋简单地归为精神障碍，而早在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同性恋”从疾病名册中移除。

在更广泛范围的人群中，同性恋者“不正常”的观念依旧肆虐，尤其扎根在期盼子女能早日结婚生子延续香火的父母心中。这导致不少号称能以治疗手段改变性向的心理机构乘虚而入。

作为第一个把非法“治疗”同性恋的机构告上法庭的同性恋者，小振认为自己背后站着数不清的被治疗的“同志”。判决下来的那天晚上，小振和100多位被家人要求治疗的同性恋者在微信上进行了交流。

而法院在判决书中白纸黑字地否定了心理机构对同性恋者进行非法治疗的乱象，让小振认为“足够拿去和各位父母交代”。

无法被认同的“自我认同”

一次志愿活动中，小振曾画出一条河流代表自己过去的人生。在他笔下，那条小河由两条截然不同河段组成，中间的分水岭是27岁。

之前，河道狭窄弯曲，布满灰黄的泥沙；之后，河道豁然开朗，水面也变成了明亮的蓝绿色。

27岁是小振作为一名男同性恋者“出柜”的年纪，直到2010年他认为自己才“终于艰难地完成了自我认同”。

直到2002年，小振离开家乡进入大学，他才在网络上搜到了有关“同性恋”的信息，而当他“偷偷摸摸”地在图书馆的心理学教科书上进行查询时却赫然发现同性恋被归于“性变态”的范畴。

“那个时候虽然认为自己可能有问题，但还是不能接受自己，然后我在心里默念了好几遍‘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没有朋友而已’，才能继续面对自己。”小振回忆，那是他“人生最大的一次打击”。

实际上，在一年前的2001年4月，第三版《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就将“自我和谐型同性恋”从精神疾病名单中剔除。

实际上，对同性恋的科学认知即使在高知识群体中也尚未得到完全普及。性学专家张北川接触过一名名校毕业的医学硕士，这是一位“同妻”(同性恋者的妻子)，由于无法忍受丈夫的冷漠又搞不清真相，这位同妻才向他打去电话。

“她在电话里质问为什么在学校里没讲过这些。”张北川回忆，当得知自己的丈夫可能是一名“无法治疗”的同性恋者后，这位“同妻”激动的情绪久久无法平静。

2011年，小振在电话里向父母坦白后，得到的反应丝毫不比这位“同妻”更加宽容。“当时电话那边就安静了，没有任何声音传过来。”小振形容当时“就好像时间凝住了一样”，而在那片安静的尴尬之后，电话直接被挂断。

“邻居、亲戚的眼光都无法回避，我也明白他们很痛苦。”小振说，向父母坦白之后，每年回家乡，父母一定会提及的女朋友的问题就变成了“治疗”的问题。

当小振的父母在搜索引擎中输入“同性恋治疗”时，琳琅满目的号称“能治好同性恋”的心理机构广告就蹦了出来。

“同性恋不需要治疗已经获得了学界的认同，但这些诊所以治疗手段试图改变性向，其核心是利用社会性向歧视的压迫来搞钱。这是市场经济无序状态时的必然产物。”张北川如此评价这些机构的产生。

更多勇气“走出来”

2010年，参加一次行走百公里的公益活动时，小振在山上走了60公里后，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得到了“出柜”的勇气。还没下山，他就给自己偷偷喜欢的一名男性朋友打了电话。

朋友的态度让小振备受鼓励：“我不奢望他能接受我的感情，他当时没有谴责我，反而能接纳同性恋，让我有了勇气告诉更多人。”

进入新世纪，中国社会对待同性恋等性向少数群体愈发包容。

在公益组织“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阿强看来，与老一辈同性恋者躲藏起来不敢维权相比，以小振为代表的新一代同性恋者法律意识更强，这次案件的胜诉会让越来越多的同志更相信法律。

但对于小振来说，如今是一个有勇气就能获得更多接纳的时代。“我认为梁静茹的那首《勇气》就是写给我们同性恋的，爱真的需要勇气。”他耸耸肩，调皮地笑了笑。

不过，小振的男朋友并不在其中。他的父母更加年轻和有知识，对于同性恋的儿子能给予更多包容。

“现在我们很幸福，我很感恩能在对的时间认识他。如果是在我完成自我认同之前，我们或许能认识，但不一定会在一起。”小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