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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6日，美籍华人张志鹄和英国人戴伟绅在英国驻北京大使官邸登记结婚。图/Ray Zhao Patricia Zhao

捅破那层窗户纸

出狱之后，老巴黎回了一趟“娘家”。他注意到一个微妙的变化：公园里开始有人主动跟他搭讪了。

“同志”这个词也是那时候在公园里学来的。每天来聚会的人里有些出国回来、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他们一宣传，大家就传开来。公园不再只是一个同性恋在夜晚偷偷地、沉默地约会的场所，经常老巴黎一个人坐在长椅上，有中年男人走过来问，“你是同志吗？”，他一笑，对方就明白了，坐下来开始聊家常。到后来，路过遛狗的街坊邻居都知道“同志”是怎么回事。

这个变化让他感觉到，社会好像慢慢开始接受他们了。

过程注定是缓慢的。1997年国家修订《刑法》、废除可对同性恋判刑的流氓罪后，法律对于同性恋现象的态度进入了漫长的空白与沉默期。既没有合法化的承认，也没有反对的迹象，同志群体对社会权利的争取在政府谨慎、模糊的态度下小心翼翼地摸索前行。

社会学家李银河向《博客天下》回忆，2001年，湖南卫视《有话好说》栏目播出“走近同性恋”，邀请她和男同志导演崔子恩、女同志画家石头三人到演播室探讨对同性恋的认识。

这档45分钟的访谈节目首次打破了中国电视媒体此前对同性恋一贯的失语状态。用主持人马东的话说，公开谈论同性恋就像“捅破一层窗户纸”，而他认为，“在一个健康开放的环境里，不应该有任何事情，明明客观存在，大家却有意视而不见。”

李银河对这个节目印象深刻。“我们做了这个首播播出来以后，重播就给叫停了，可能当时还是挺严厉的。”

“当时有一些外国人问，中国究竟有没有同性恋，”老巴黎说，“但政府都不表态、不说话、不敢承认国家有这样一个群体。尽管事实就在那儿摆着，他们只不过是睁一眼闭一眼。”

来自官方的第一支信号在2004年12月1日发出。公益团体“同性恋亲友会”执行主任、广州同志阿强对《博客天下》回忆，那天卫生部发布了一组数据，指出中国男同性恋者的数量是500万到1000万，意味着在中国处于性活跃期内（15岁至60岁）的男性中，每100人中有2到4个人是男同性恋。

“早期（政府）会觉得同性恋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生活的产物，都是从国外学来的。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是有同性恋的。”阿强说，这被他认为是一个里程碑。

另一个里程碑在2000年8月，国家修改《婚姻法》前夕，包括李银河在内的十几位法学家、社会学家在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碰了一次头。那是李银河第一次觉得，中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有机会了。

“开始的时候我就把这件事提出来了，”她对《博客天下》说，“记得当时社会学界的基本都是跟我是同一个意见，但是有婚姻法专家当时就说，‘太早了，咱们中国干吗带这个头啊’，给压了下去。”

没人带头的结果是，张北川统计，在中国，同性恋受家庭与社会压力隐瞒性取向、与异性恋结婚的比例极高。

老巴黎曾是这个极高比例中的一员。1976年，37岁的他娶了一个母亲指定的、小他8岁的姑娘。他老觉得她是妹妹，对她不冷不热的，没到半年就过不下去离了婚。妻子离婚那一刻也不知道他是同志，直到后来听说他因为流氓罪入狱的消息，从此带着孩子离开了北京，两人再也没见过。

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家里觉着你走了邪路，结了婚就好了。怎么可能呢？”老巴黎说。他熟知的圈子里，家人特别不能接受同性恋，打啊，闹啊，逼婚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最后同志被逼得上吊自杀的也并非个案。

想结婚的同志只能悄悄办“地下婚礼”——没有家人，没有合法登记，只在自己的小圈子里低调地举行。

2014年9月6日，一场同性婚礼在微博高调地被转发了几万次。没有婚纱，没有伴郎伴娘，交换誓词和戒指的是一对西装笔挺的新郎。在英国驻华大使吴思田的见证下，英国人戴伟绅和美籍华人张志鹄成为第二对在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登记结婚的同性恋人。

戴伟绅告诉《博客天下》：“今年早些时候，有人咨询中国政府，英国人是否可以在北京的英国领事馆举行同性婚礼，结果没有被拒绝。”他同时也是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总领事。

“我们已经订婚一年了，之前一直关注英国和美国的同性伴侣婚姻条例。今年3月英国新修订《婚姻法案》后，我们等来了最好的结婚时机。”戴伟绅说，法案规定同性伴侣可以合法结婚，并平等享受异性伴侣结婚后的一切权益。

自此，英国成为世界上第16个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的国家，而中国是允许同性英国公民在英国使领馆注册结婚的24个国家之一。

英国政府宣布同性婚姻合法化并不意味着戴伟绅和张志鹄立刻就能在北京结婚。“我知道Brian（戴伟绅）为这件事前前后后努力沟通了好几个月的时间，”他们的共同好友李迎对《博客天下》说，“其实我觉得他选择这种方式结婚，是对同性恋婚姻的一种支持。因为这件事情是有点擦边球的意思，虽然你是在大使馆，属于英国的国土，但这件事发生在北京，所以你跟自己的领事馆、中国政府都要有一个交涉，一旦同意了你在这里做这件事情，就相当于同意了所有在中国的英国同性恋人都可以在北京结婚。”

婚礼在同志圈子里被传开了，像是传递了一个希望的讯号。“Brian（戴伟绅）不仅仅是自己结了一场婚。无论从政治家的角度也好，外交官的角度也好，我觉得他把它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能看到一个非常强大的倡导的价值在里面。”阿强说。

老巴黎也不是没想过结婚，但是现在，“75了，不爱出这风头了，也不在乎形式上的东西。”

他跟现在的男朋友是8年前在南礼士路公园认识的，对方已经结了婚，两个人一个礼拜偷偷见两三次面。守着比自己小30岁的男朋友，不离不弃的，两个人好好过一辈子，老巴黎觉得已经很足够。

“要是以前能结婚，肯定结婚，现在他（男朋友）有家庭，也有孩子了，没有必要了。”他说，“将来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是必然的趋势。原来觉得对这个事像个寒冬一样，现在就到一个暖冬了。外国都公开了，咱们也会追上的。”

从1996年跟着他生活到现在的干儿子不喜欢听这样的话。老巴黎说，“他是基督教徒，认为同性恋是犯罪。还劝我呢，别走这个道儿了，过正常人的生活，可以升天什么的。”

对老巴黎来说，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