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岁的男同性恋“老巴黎”

老巴黎至今仍保存着从孩提时代到现在的老照片。 图/尹夕远

老巴黎的老照片。图/尹夕远

原标题：75岁的男同性恋：我等到一切都已不再重要

75岁的男同性恋“老巴黎”回忆，那个年代的中国对“这种人”并不友好。邻居背地里叫他“流氓”、“人妖”，更难听的词也有。母亲死前也没能原谅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结果她把手推开，说，‘我争多大的脸，你给我现多大的眼。’”他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挺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每个天气好的周末，75岁的男同志“老巴黎”都会从西单大秤钩胡同出门，坐上22路公共汽车，晃荡将近一个小时到海淀牡丹园公园。那里是北京目前最大的同性恋者聚集地。

这个习惯已经坚持了30多年。

对他而言，去牡丹园逛一圈“就跟回娘家似的”，是件每周不能缺席的事。年轻时走动得还更频繁些，如今腿脚已不那么利落，“上公交车的时候总磕磕碰碰的，原来一蹦就上去，现在扶着咬牙都上不去。”他把裤脚挽起来，指着自己膝盖上的几块淤青告诉《博客天下》。

老巴黎在牡丹园同志圈里算元老，每次去大家都围上来叫他“姥姥”。他喜欢这个称呼：“从小我就觉得，我一定是投错了胎，所以才男儿身、女儿心。跟女孩玩在一起，跳皮筋、织毛衣什么的都行，但心里喜欢的是男孩。”

小学四年级，他发现自己喜欢上了住在同一个大院里的男班长，两人一块儿做作业，躺在炕上，老巴黎就亲他抱他。母亲发现了，给了他一顿毒打，他羞得抬不起头来，好几年再也不敢接近男同学。

“也觉得自己挺怪的，是不是怪胎啊？”他说。做了一辈子家庭主妇、老实保守的母亲特别不理解，偶尔忍不住对着他埋怨，我是不是缺了八辈子德，生了你这么个怪东西。

老巴黎的初恋在16岁，对方是中专学校同寝室的男孩老六。班里同学都知道，也不太避讳，就对着他“六嫂、六嫂”地喊。

“感觉是比较纯的，就愿意做他的女人，那种想法。”他说。

母亲死前也没能原谅他。“我想摸摸她的手，结果她把手推开，说，‘我争多大的脸，你给我现多大的眼。’”他眼圈发红、哽咽着说，“母亲哭了，我也哭了。挺难受的，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是这种人。”

那个年代的中国对“这种人”并不友好。邻居背地里叫他“流氓”、“人妖”，更难听的词也有。

他不明白自己哪里出了问题。有人说这是病，却都讲不出具体的词来解释。“当时我们家隔壁住了个妓女，”老巴黎扬了扬下巴示意房间南面一扇被报纸糊起来的暗红木门，“就住在那里头。她什么都懂，直接跟我妈说，你孩子是个‘二胰子’，意思就是半男半女呗。她说，给检查检查，可能是生理上的毛病。”

“流氓”是彼时公众对同性恋的普遍解读。从事同性恋研究工作25年的青岛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教授张北川告诉《博客天下》，“同性恋”作为性教育学术词汇在1925年传入中国，当时的翻译是“同性爱”，传播范围非常窄。人们对同性恋知之甚少，大多数情况下仍引用明清禁断小说中的“断袖”、“分桃”、“鸡奸”来形容这种同性间性行为的关系。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北京满街贴出了关于男男或女女在东单、西单、牡丹园几个公园偷偷聚会的大字报，老巴黎才知道，他们“这种人”其实有一个更准确的称呼：同性恋。

老巴黎第一次去牡丹园，是同志朋友介绍的。通常在晚上天黑之后，广场边、树荫里窸窸窣窣地聚集起一小堆一小堆的人。在那里区分“自己人”很容易，昏暗的灯光下男人成双成对地在角落坐着，也有还没找到伴的，用眼神四处打量张望。

也没有什么暗号，但轻而易举就能发现同类，“其他人走过去的时候都好好走路，同志满处寻摸，见谁盯谁。遇上了根本不敢说话，就是使眼色，离开那儿。”

这个完全依靠口口相传的聚会点，从起初每天晚上四五十个人，到最火的时候，1989年前后，一晚上能聚集二三百的男同志。

导演张元1995年拍摄的电影《东宫西宫》里也描述了90年代初期，警察在北京同志常聚集的天安门东西两侧公厕蹲点抓人的场景。老巴黎记忆中，警察和同志就像捉迷藏，同志不敢张扬，肩并着肩慢慢走，便衣警察远远地在马路对面悄悄跟着，等待抓“现行”的机会。

“去公园的0比较多（0指男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一方，相应扮演男性角色的一方称为1），大家都姐姐妹妹相称，”老巴黎说，感觉找到了组织，“原来跟小偷似的，偷偷摸摸的，就以为自己是犯罪，现在觉得，还有这么多人呢，不光我一个，慢慢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人群。”

寒冬

“小时候遭遇‘文革’，经常看大街小巷贴着枪毙人的名单，前面是‘现行反革命’，最后总会有一两个鸡奸犯。”公开支持同性恋的艺术家陈丹青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那也是许多老一辈人对同性恋的最早记忆。民国后期，鸡奸罪、流氓罪的出现将同性恋活动推到牢狱边缘。

“文革”结束后，随着1979年《刑法》颁布，流氓罪正式确定下来。尽管条款内容未提及同性恋，但部分地方司法部门仍依据原文中“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拘捕同性恋者。

“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中国在（同性恋定罪）这方面，是很模糊的现象。”张北川说，“流氓罪是个框，可能在街上、公交车上调戏妇女是流氓罪，那么（男人）不断地和男人乱搞，这也是流氓罪。要是碰见严打的时候，还能进去个一两年。”

老巴黎对“进去个一两年”深有体会：“头一年半，别说吃肉，连个肉皮子都没见过。那生活苦极了，整天是白菜游泳，”他回忆劳改的生活，“这个白菜汤，有两块白菜叶就觉得太幸福了。”

1977年到1986年的9年里，他有3次、共7年时间因为流氓罪接受劳动改造，在北京大兴礼花场扛洋灰。

“一百斤一袋，从这儿抬到咱们刚进胡同门那儿，”他比划了一个表示距离的手势，“下午再给背回来，就这么折腾，强制你劳动。”

初次被调查是因为揭发检举。当时他是北京110中学的语文教师，学校领导特别重视，西城分局还找来了警察，给他办了四五次学习班，一对一训话，逼他承认“流氓”行为。他觉得没凭没据，抗拒了几次，最终还是因为“思想意识差”、“鸡奸嫌疑”被判定强制劳动。

那是老巴黎第一次因为自己的同志身份入狱。

和他一起劳改的一百多个“坏分子”中，大概有两三个是同志。“那个时候在警察局，也没人说你是同性恋，就说你是流氓犯罪，冠冕堂皇的。”

1980年出狱后回到学校，他从班主任降到了后勤，每天穿着社工服，在楼道里打扫卫生。他对这种不顾事实凭证的抓捕感到绝望，觉得特别冤得慌。

改革开放后，性在中国逐渐被打开，同性恋迎来自我觉醒、从地下走到地上的时代。在老巴黎身边，那个年代因为同性恋而入狱、丢掉工作甚至自杀的例子并不罕见，被逮捕的地点多半是同志圈内默认的搭讪场所：公共澡堂、公厕和夜晚公园的小树林。

1982年，老巴黎在澡堂里第二次被捕。

他觉得是因为严打，为了凑人数把他凑进去的。“澡堂里对面的小伙子似笑非笑地看我，还老拿脚踹我。我想可能是同志，就跟他凑近乎，没想到他是警察，噌地一下站起来了，大喊了一句‘你表演得够充分的！’”他回忆，“这就是故意的，诱发我犯罪，对不对。”

与两年劳教一起判下的是取消城市户口。学校也不愿接纳他，说，你能自己找工作最好，你上岗我们也跟着倒霉。1986年最后一次从狱中出来以后，他没再回去报到，彻底失去了与学校的联系。

1988年，台湾作家白先勇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孽子》在大陆出版发行，老巴黎从头读到了尾。小说第一章开头写，“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白先勇笔下，这个“王国”是原始的、隐秘的，没有规则、没有保护，只有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流亡，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老巴黎的生活。在那段日子里，他与异性恋的世界也似隔着一堵厚重的墙，而墙的这一头，是漫长的寒冷冬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