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导语】

“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天一亮，我们的王国便隐形起来了，因为这是一个极不合法的国度：我们没有府，没有宪法，不被承认，不受尊重，我们有的只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国民。”

这是台湾作家白先勇描写同性恋的小说《孽子》的开头。就在这几天，第27个“世界艾滋病日”的当口，这一群体又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卫计委公布最新的艾滋病数据，各路媒体纷纷指摘男同性恋群体是当前传播艾滋病的“主力”。

面对这么大一顶“帽子”，男同性恋群体冤不冤？

凤凰网：艾滋传播不能怪男同性恋

艾滋病与同性恋本身无关，高传染率源自不洁性交

不可否认的是，1981年HIV病毒确实是在美国洛杉矶的五位男同性恋者体内被发现的，于是，HIV病毒的“面世”天生就带着一定程度的歧视色彩。很多普通人都将艾滋病与同性恋尤其是男同性恋画上了等号。

必须要说明的是，同性恋不等于艾滋病，同性恋本身与艾滋病的传播并无关系，就连中国国家卫计委在12月1日提供的数据也支持这一点：今年新报告的8.7万新增艾滋病病例中，性途径传播占91.5%（从2009年开始，性传播已经成为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异性性传播占66%，同性性传播占25%。

同性性传播所占比例并不大，为什么总会引起媒体的注意？除了本身存在的“猎奇”心态外，艾滋病确实是在男同性恋群体中较为流行，虽然这并不意味着男同性恋群体就是艾滋病传播的主力。

之所以男男性行为感染概率会更高是生理上决定的，男同性恋群体主要性行为之一是肛交。与异性行为相比，直肠弹性不及阴道且比较脆弱，黏膜薄弱容易损伤。当直肠的破损处接触精液后其中的HIV病毒非常容易进入人体，造成感染。另外，2010年初一个研究报告揭示，精液中的精浆RNA病毒颗粒是促进HIV感染的真凶，而精液中的一些特殊物质也为HIV的传播起到助纣为虐的作用。德国研究人员发现，人类精液中的前列腺酸性磷酸酶（PAP）能够极大提高HIV感染能力。如果发生无保护性交，男男同性恋人群感染几率是同样条件下男传女的5-15倍、女传男的16-30倍。

当然，这种相对较高的危险在有效的安全措施下是可以避免的，但如同白先勇所说：“在我们的王国里，只有黑夜，没有白天”。在中国，相当多的男同性恋是没有固定性伴侣的， “不洁性交”普遍，而这才是他们高传染率的原因。

凤凰网：艾滋传播不能怪男同性恋

活跃在灰色地带，不洁性交自然就多了

差不多一个月前，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宣布出柜时，掀起了一阵网络狂欢，中文网络也不例外，每年6月的“同志骄傲月”，中国媒体也都给予了很高的关注。不少人会搬出宗教因素、历史因素来论证中国对同性恋更包容，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至少，当库克可以公开宣布出柜时，中国公布自己同性恋身份的名人屈指可数；当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可以与自己的华裔男友在英国驻华使馆宣誓结婚时，不少的中国同性恋者只能在厕所或者浴室与陌生人享受一夜的“基情”。别骗自己了，很多人可以包容电脑另一端的出柜，却无法容忍坐在自己对面的人是同性恋。

男同性恋群体首先面对的敌意就是来自于社会环境。在“文革”结束后，1979年《刑法》颁布，流氓罪正式确定下来。尽管内容中并未提及同性恋，但部分地方司法部门仍依据原文中“进行其他流氓活动”拘捕同性恋者。这使得同性恋者不敢在社会上暴露自己的身份。即便1997年《刑法》修订后，废除了可对同性恋判刑的流氓罪，同性恋群体依然在模糊的态度下小心翼翼地前行。

更大的困难来自于失去家庭的支持。在同性恋圈子中，最大的阻力来自于家人，他们特别地不能接受同性恋，一哭二闹三上吊各种招数用尽也解决不了问题，甚至不少同性恋都被逼走上绝路。

而普通公众则选择了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网络上曾有人写过自己当年“游历”东单公园的经历：“那一带的椅子上坐的几乎全是同志，他们或交头接耳、或嬉戏打闹、或闭目养神、或左顾右盼，总之他们一看就知道是不折不扣的同志，他们对此也没有丝毫的顾忌，因为东单公园里的一般百姓对这里已经了如指掌，对同志已经见怪不怪了。”

就这样，这一群体长期活跃在社会灰色地带，但他们同样有正常的生理需求，见不到阳光的同性恋群体只能在地下暗自地寻求。公厕、公园、浴室提供了这样的“地下”环境，一方面条件所限，另一方面下半身会控制上半身，在这种环境中频繁出现不洁性交甚至滥交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更何况，得赶紧完事拍拍屁股走人。

凤凰网：艾滋传播不能怪男同性恋

网络时代“性开放”也增加了男同性恋患艾滋病的风险

说到底，同性恋在中国仍然是个“不能说的秘密”。因此，这些小众群体组成了一个个相对封闭的圈子，基本只有通过熟人才能加入。

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按照李银河的研究，同性恋者是通过公共厕所、公园、澡堂等地点寻找“性伴侣”。时代早已不同了，这已经是上一代同性恋者的生活方式了。

在网络时代，同性恋群体的网络聊天室早就出现十几年了，直到现在，一些聊天室中，少则有几百人同时在线，到了晚上，多达上千人。这里面承载了各种需求，网友为隐晦起见，自创了不少暗语，只有圈里人才能心领神会。

而到了移动端时代，这一群体的联络更为方便。在新华网的一篇报道中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一天清晨，26岁的男同性恋者喜熊（化名）像往常一样打开手机里的同性交友软件，一张稚嫩的脸出现在他眼前，这是一名出生于1998年的男‘同志’，约请他到家中见面。”

喜熊对此的看法是：“他看起来挺可爱的，不过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些新入圈的年轻小孩太开放了。”的确，交往手段的多元使得这一代同性恋者不同于上一代的漫天撒网、大海捞针，男同性恋者之间交往确实比较“爽快”，不少同性恋者在交友方面更加“随心所欲”。平日不敢暴露身份的同性恋者下班后，往往会前往“同志”酒吧狂欢。

这种危险不仅仅是在陌生人中才会出现。石家庄市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刘淑君曾对媒体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她发现一个在同性恋群体中宣传防艾知识的宣传员也感染了艾滋病，这个宣传员说，他与陌生的性伴，比如说从网上认识的还是使用安全套的，但与自己长期的伴儿，就不用了，觉得是熟人。

同性恋的交往首先出于最原始的性冲动，但如果没有任何感情基础可言，就很难谈得上对对方“负责”。所以，无保护措施的便利交往，无疑增加了同性恋者患艾滋病的危险。

凤凰网：艾滋传播不能怪男同性恋

男同是艾滋病高危人群，但需要平等对待

事实上，男同性恋者与其他人没什么区别，许多异性恋同样可以与他们相处的很好。而且，就拿谈恋爱来说，男同性恋在一起也是谈恋爱，喜欢就在一起，不喜欢就分开。如果非要说男同性恋更乱的话，恐怕现在还缺少这样的调查。因为，即使从异性恋的角度来看，异性恋也有追求安稳的，同样乱来的也不少，二者没什么两样，在防治艾滋病的问题上，不应该遭遇到区别对待。至少，前文中卫计委的数据也显示异性恋者患艾滋病的比例更高。

但有一点是不能否认的，男男性行为感染艾滋病的概率更高，滥交、长期的多性伴也是存在于这一群体中的痼疾。如果说，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承认同性恋婚姻的一个出发点是未来保障同性恋者的权利；那么，另外一个出发点也许是以类似婚姻的伦理来约束同性恋者，以感情来维系同性恋双方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肉欲。

假如整个社会依然对同性恋群体抱有隐性歧视或者异样眼光，不能让他们像“同志骄傲月”一样真正地站在阳光下，恐怕这种局面得不到太多的好转。

就像是库克站出来宣布出柜，绝不仅仅只是公开他的性取向，而是告诉这世上，同性恋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一样。